中国的生产能力长期高于实际产出，这一现象并非新事，但此次的不同之处在于波及行业范围更广。各类应对方案均存在掣肘：刺激内需但消费者信心不足；提升产品质量但行业标准已处高位；扩大出口则受制于全球关税壁垒（不仅来自美国）。这些困境正推动中国加速全球投资布局。
投资驱动型增长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腾飞的核心，但也使经济易受供需失衡影响，导致产能过剩周期性发作。这一现象可追溯至1990年代——市场化改革加速催生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剩；2014-2016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投资刺激则导致建材行业产能激增。
2024年2月的科法斯国家风险会议上，我们曾就工业产能过剩的影响请教Agatha Kratz：
触及增长模式的天花板
尽管政策工具未变，但新冠疫情后"以产代消"的刺激模式（图1）使失衡再度凸显。叠加房地产低迷，使政府不得不通过扶持先进制造、绿色科技等新动能来填补增长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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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共振的过剩危机
尽管情况还没有2016年那么严重，但本轮产能过剩呈现两大特征：一是行业覆盖面更广，不再局限于特定行业（20世纪90年代末的纺织和家用电器等劳动密集型消费品，以及2010年代的钢铁和铝等建筑材料），而是从传统消费品（食品、药品）、建材（水泥、玻璃）到机械设备（汽车、新能源）均现明显闲置产能（图2）；二是国际抵制更强烈。据测算，中国新能源车和锂电池的过剩产能足以令出口量翻番（图3）。尤其在全球绿色转型赛道，中国清洁技术产品的产能优势反而引发贸易伙伴连锁反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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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局之路障碍重重
化解产能过剩最直接的途径当属扩大内需。在当前供需失衡背景下，政策着力点已从基建补贴转向商品与服务消费激励。与此同时，鉴于房地产在家庭资产中的核心地位，稳定楼市政策有助于遏制家庭财富缩水效应。正在推进的保障房回购计划可谓对症下药：既能弱化"购房储蓄"心理，又能通过提供平价公租房减轻租金压力，从而释放消费潜能。然而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之际，仅靠需求端复苏难以根治长期产能过剩，反而可能加剧通缩压力、侵蚀企业利润并制约业务拓展。
政府同时通过产业升级调控产能扩张，对锂电池、光伏组件和水泥熟料等行业实施了更严格的质量标准。这类措施虽能促进过剩产能有序出清，却难以全面推广——既会拖累短期经济增长，对技术标准已处高位的高端产品而言也收效有限。
长期以来，中国通过出口外需来弥补内需不足。但如今，随着自由贸易光环褪去，中国出口商正面临更为复杂的全球贸易环境。发达国家为降低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纷纷筑起贸易壁垒，若特朗普再次当选，这一趋势或将愈演愈烈。在此背景下，作为"大国外交"核心内容的"一带一路"倡议，或将成为打开新兴市场的重要钥匙。然而新兴经济体同样在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下不断加高门槛——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正面临保护本土就业和制造商的巨大压力。
海外投资：必由之路？
贸易摩擦加剧反而可能促使中国扩大对外投资以绕开这些壁垒。在我们看来，这是最可行的解决方案——通过在海外设厂，既能促进中间产品出口，又能借就业和技术输出规避贸易摩擦。长远来看，东道国的工业化进程将催生新需求来消化过剩产能，同时为中国构建贸易壁垒更少的新兴贸易圈。
这一战略转型已初见端倪。国际收支数据显示，自2022年下半年起中国直接投资持续净流出，标志着我国正从资本净输入国转向输出国。2022-2023年间，东盟仍是中资出海的首要目的地，而在欧洲版图中，匈牙利以吸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4.5%的占比成为最大受益方（图4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发达国家正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化审查机制，不过欧洲地区仍存在差异化布局空间——匈牙利、波兰和意大利等国对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中国投资依然持开放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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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方面，对外投资扩大可能加剧就业压力，这在青年失业率攀升、经济增长乏力的当下尤为凸显。为应对这一挑战，中国政府正着力扩大服务业开放（涵盖互联网、教育、文化、电信及医疗等领域），这些行业通常具有更强的就业吸纳能力。但政策效果仍存变数——投资者亟待更加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以增强信心。
